1965年3月时，因美国突然派兵出兵越南，整个国际局势愈发紧张。鉴于这种情况，中央在彼年4月12日发出“关于加强战备”指示，即刻号召全党、全军、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局面。到了9月时，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，此后开始全国战略后方的大建设。
除此之外，中央和毛主席一致认为，可以派已被罢官多年的彭德怀复出工作——远赴成都参加大三线工作。故而在7月7日时，中央先派了高级党校的贾震等3名副校长，一同到吴家花园找彭德怀谈话。
彭德怀先是简单地回答了近日来的学习情况，然后又提起了当年的“庐山会议”一事：“党校的人常常对我说，讲我学中国政治经济学，应该联系我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问题。我就是因为那封信写坏了，要是不写那封信，主席会改的。总的来讲，那封信可以不写，可是按我这个人来说，当时不能不写！”
贾震等人听得目瞪口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彭德怀却愈发情绪激动，继续正言厉色地说道：“对于当年的庐山会议，我并没有意见，也可以教育人，但是有两条我绝不同意——一，我没有和外国人搞颠覆活动。虽然我这个人倒是有些孤立主义，还有民族主义，但是一向反对外国人，跟外国人根本谈不来，也不认识一个外国人。”
他一边激动、愤怒地说，一边用手狠狠地敲茶几，茶几三番五次震动起来：“要是查出有什么叛国行动，直接按国法办！还有一条，说我搞小集团活动，我历来都没有，也根本没想到，请中央即刻去查，若有，务必按党纪处理！”
彭德怀将这些年的委屈、冷落等等，一并都发泄了出来。然而说着说着，向来铁骨铮铮、性格刚毅的他，却突然忍不住痛哭了起来，继而含冤似地提高嗓子怒道：“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这样对我！自‘十中全会’后，什么文件都没了，如今的我，就好像是一个脱党分子！我告诉你们，我没有里通外国，更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！我不会认下这些罪名，更不会像高岗一样自杀！我现在只想去云南，或者贵州山区农村去……那里没有外国人！”
此次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，结束后，贾震等3人一起回忆整理成记录，然后上报给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、书记处成员、中央专案组负责人等等。
到了9月7日时，彭德怀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，研究今后的工作。康生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讲话，说道：“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（指彭、黄等人）的工作，我们目前了解有两方面：一，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，故而我们不要松气：二，还是希望他们转过来，至于转不转过来，这就要看他们自己。”
康生这番话，无疑更加“坐实”、甚至“加重”了彭德怀等人的那些莫须有之“罪名”。换而言之，彭德怀之前与贾震等人的那番谈话，则令他自己此后陷入了更为危险的境地。只是他仍旧以为自己仅被罢官免职，却殊不知此后将要受到牢狱之灾的折磨与各种揪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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